地缘政治重构、能源危机加剧，双碳目标会动摇吗？
文 | 江帆 郑慧
2022年9月22日，中国政府提出双碳目标两周年之际，由《财经》杂志、《财经十一人》、中创碳投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碳中和高峰论坛”在京落幕。
过去一年，全球地缘政治重构，低碳转型先驱欧洲陷入能源危机，中国也不时出现煤荒电荒。在此背景下，与会专家观点各异，共识是低碳转型大势所趋，不会被暂时的波动所动摇。
《财经》杂志社社长戴小京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矛盾对抗不断加剧的当今世界，阻止气候灾难是人类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财经》杂志社社长戴小京在开幕致辞中指出。
戴小京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双碳的时间表晚于大部分发达国家10年，但为此承受的压力却要大得多。欧美早已实现碳达峰，碳排放步入下降通道，经济结构也基本完成低碳化转型，中国则是全世界对高碳排行业依赖最高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欧盟的1/3左右，美国的1/6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的生活仍需改善、中国经济仍需长足发展。必须在发展中减碳、必须实现减碳与发展双赢，这是我们落实双碳目标的前提。
中创碳投总经理唐人虎
中创碳投总经理唐人虎在开幕致辞时乐观表示，“中国践行双碳目标有‘三气’：不是别人要求，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这是‘骨气’；中国新能源产业为全球迈向净零排放提供强有力支撑，这是‘底气；中国逐渐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变成贡献者和引领者，这是‘志气’。”
唐人虎认为，尽管出现了如俄乌冲突、煤电供应紧张等不确定因素，有些领域的减碳进程发生了反复，但是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方向并没有改变的。相比一年前，双碳目标越来越落到实处，走向深处。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同样乐观。他在演讲中表示，面对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无需压力过大。中国拥有时间差以及主动权，具有后发优势，且具备学习、复制、放大、规模化的能力。中国的碳中和时间只会提前不会推后。
潘家华指出，中国在光伏、风电、电池、电动车领域均是世界第一，但并没有相应的国际话语权，这是因为缺原创技术、缺核心技术，只有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同时中国新能源产业不能只有硬实力，软实力也亟待建立。目前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国际上发声不够，参与规则制定不够，做贡献不够，因此虽然产能第一了，但引领能力还不够。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演讲中称，现在全球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不管是全球治理，还是技术发展方面，都出现了越来越多“小院高墙”式的俱乐部机制和技术脱钩问题。我们应该对长期趋势做一些谨慎的判断。特别是对风险有足够的分析和预期。
在此情况下，中国如何实现能源革命和经济“新增长”？柴麒敏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做综合、全面的考量。真正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平衡全球性的问题，然后提出符合我们发展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发展战略的路线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继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继峰在演讲中指出，不同于历史上两次增量型的能源转型。碳中和所带来的低碳能源转型是替代式转型，清洁能源高比例地替代化石能源。这种替代式转型存在快、慢两种变量。快变量包括政府超前的减排雄心、金融资本推高预期等。慢变量则包括存量资产处置、技术攻关，以及商业模式和消费者理念转换迟缓。
李继峰认为，中国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需要把握快变量节奏，重视慢变量速度，防止转型节奏失衡引发的转型风险。
路孚特电力与碳首席分析师秦炎
李继峰的观点与身处挪威的路孚特电力与碳首席分析师秦炎不谋而合。秦炎指出，欧洲能源危机颇多值得反思之处。尽管低碳转型长期目标坚持不变，但在节奏上，要评估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问题，化石能源退出也要遵循先立后破的原则。欧洲的情况也提醒我们要考虑极端天气下的电力系统规划。“全方位多层次的能源安全，才能够增强能源转型的动力。”
中信证券研究部联席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
自2021年以来，全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供应危机。具体到国内，9月爆发“煤荒”，继而引发“电荒”，部分地区出现拉闸限电，引发广泛关注。
至于今冬的国内能源供应形势，中信证券研究部联席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认为，今冬海外能源危机值得警惕，但国内能源安全无需过度担忧。今年国内降水下降导致水电承压，但能源安全压力整体小于去年。不同于去年的缺煤，今年主要是缺水，目前国内依旧以火电为主，因此今年水电压力带来的仅仅是局部性缺电。尽管三峡的入库量走势显示今冬的水大概率还是不够，但今年煤炭供需相对去年压力更小。
他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逆全球化浪潮必然带来生产成本上升，因为企业的考量从优先经济性向优先安全性转变了。
对于中国自身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几位嘉宾观点各异。
潘家华首先明确了“零碳”这一最终指向。他认为，在减排、低碳、碳汇等纷繁概念中，首先要明确以“零碳”为最终目标。零碳是指所有与碳无关的能源生产和终端消费，重点在于替代高碳化石能源。而低碳的含义更加宏观，指的是通过能效提高等手段减少碳排放。他指出，通过能效提升的低碳是永远不可能走向零碳的，尽管现阶段有必要提倡低碳，但零碳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零碳的意义还在于，让发展和碳排放实现脱钩。潘家华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能源服务，是发展，而不是需要碳，如果能使用零碳能源，那么碳和发展就没有必然联系，也无需再特别追求“碳公平”。
李继峰则分享了碳中和路径的不同阶段，以及绿色低碳转型策略。
他提出，尽管中国减排压力日益增大，但能力提升却不会一蹴而就，碳中和“拖不得”也“急不得”，必须科学合理设定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路径。
李继峰认为，碳中和可以分四个阶段，适时调整减排着力点：2030年前的达峰阶段，重点强化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改进；2030年到2035年间的转换阶段，推动节能与能源结构优化并重；2035年到2050年前是深度减排阶段，要多措并举。而在最后十年的碳中和攻坚阶段，则可以利用CCUS（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兜底。
提及中国的绿色转型发展策略，除了前文所述的平衡好快慢变量，李继峰还提出，另一个重要策略是利用好数字化与低碳化的融合。“替代式转型的过程是痛苦的，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化刚好能实现这一点，它能够放大经济效益。”李继峰说。
于翔提出未来实现碳中和的两个方向，即需求端调整用能结构，供给端加强能源建设。
提及需求端调整时，于翔表示，高耗能行业向中西部转移，可以减少能源调配压力，与共同富裕共振。钢铁、水泥、电解铝、数据中心等高耗能产业，可向中西部、或清洁能源集中地区转移，以减少能源调配压力，比如北铝南移。此外，随着高耗能产业向西部地区的转移，将带动提升当地就业、收入水平。
实现碳中和需要具体的落实行动，企业则是重要的实践主体。阿里巴巴集团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主席、集团战略规划总裁陈龙，波士顿咨询（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周园，从更加具体的行业、企业视角，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BCG在全球为各行各业做了1000多个减碳项目，周园总结说，企业需要摆脱双碳只是面子工程的误区，真正认知到低碳发展是未来世界的核心竞争力，并基于此种认识制定清晰、合理、科学的减碳路径。
周园指出，对大部分企业而言，自身运营的减碳成本是可承受的，初始减排会节约成本，更为后续减排带来资本。食品、建筑、时尚、快消等行业减碳举措成本很低，可以直接实施。而对于运输业等减碳成本较高的行业，可以短期内推迟实施减碳，十年内很可能因为技术革新，减碳成本将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双碳发展中孕育着大量的新产品、新业务模式、新的增长可能性，企业需要思考，双碳能够带来的加法、甚至乘法效应是什么。更关键的是，减碳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企业的转型与革新。要求企业有透明的数据、科学的管理办法、高效的组织架构，“这都是企业可以借助零碳转型去推动的变革。”周园说。
基于自身平台特性，阿里巴巴集团创造性地提出了“范围3+”的概念。“范围3+”指的是在范围123这三个业界公认的减碳领域之外，运用平台的力量吸引各方参与者一起来帮助他们去减排。不久前，阿里推出面向消费者端的“88碳账户”，是落实“范围3+”的重要实践。
陈龙在演讲中提出了判断企业碳中和好坏的四个标准：第一，要看减碳动作背后的驱动力，好的企业的碳中和是被责任担当、使命所驱动，将之作为核心战略，而不仅仅迫于合规的压力；第二，企业是否设定了有雄心的、负责任的、科学合理的目标，并且透明地披露；第三，企业是否把碳减排融入到自身的商业设计中去；第四，企业是否以开放协同的方式去做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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